丁佑君，女，别名丁一之，1931年9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瓦窑沱的一个盐商家庭。五通桥缘盐而生，因盐成邑，盐业史可上溯至秦朝，被誉为“千年盐城”。丁佑君在家中排行第三，大哥丁祝生在电报局工作，二哥丁好德思想进步，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家在五通桥经营盐务，置办家业，为丁佑君创造了优渥的生活环境，也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丁佑君自幼得乳母邓妈照料，在朝夕相处中，丁佑君逐渐感受到劳苦大众的勤劳正直与善良朴素。这使她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起热爱劳动，同情底层人民的优秀品质。
丁佑君自幼入学，她聪明伶俐，勤奋自立，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在家乡通材中学学习期间，丁佑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和理念，深深明白山河沦丧的痛苦和奋起革命的意义所在，革命信念在丁佑君的心中萌芽。通材中学全称“犍为盐场私立通材初级中学”，该校共产党员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为建立学校党组织和五通桥地区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家中，丁佑君和二哥丁好德的感情最好，佑君上初中后，二哥在外求学。二哥丁好德时常带回进步书记、报刊给妹妹阅读。从此，佑君眼界更为开阔了。
1946年，丁佑君初中毕业，因当地没有高中，要继续求学深造，就得到180多公里以外的省城成都去上高中。当时社会封建意识严重，普遍重男轻女，女子读书的很少，更不要说出远门去读书。丁佑君父母虽然疼爱女儿，但同样也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他们认为女儿读了几年书，能识字就足够了，没必要再到外面去读书。劝说女儿留在家里帮着母亲做家务。
可是丁佑君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坚定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她的理想是上大学，毕业后当一名新闻记者，用自己的笔杆作武器，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
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丁佑君不屈不挠地同父母的封建思想作斗争，在她的据理力争之下，用通过二哥做父母的思想工作，终于使父母让步，同意她到成都读高中。
不久，丁佑君顺利地考入了成都市立女子中学。1947年，刚过完春节的丁佑君，就迫不及待地奔赴成都。
刚进校时，丁佑君一心扑在书本上，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想认真读书，争取考上大学新闻系，实现自己当新闻记者的理想。
成都市立女子中学是一所民主、进步氛围比较浓厚的学校，教师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员、训育主任黄梦谷为代表的进步教职员工的支持下，进步学生以学生自洽会的名义，成立了“大家来”、“布谷社”等读书会，秘密组建了进步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协会”一成立，便广泛团结青年，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青年学生运动使丁佑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二哥丁好德，经常给丁佑君邮寄刊登全国学生运动情况的报纸《燕京新闻》，指导她阅读，在思想上启迪、引导她追求进步。
在二哥和进步同学的引导及鼓励下，特别是在黄梦谷老师的谆谆教导下，丁佑君思想发生了转变。她在给二哥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认为局势长此下去，不仅个人没有出路，国家也不会有前途。她开始关心时势，并主动担任贫民夜校的教员，教贫苦大众识字、写字，积极参加进步话剧演出等。
丁佑君在学校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面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真谛。她广泛地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思想认识得到明显的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成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各大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国民党大后方的四川，民不聊生，生活十分艰难。蒋介石却强令四川省限期完成1500万公斤的征粮任务，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不愿执行征粮命令，蒋介石下令由反共分子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
4月9日，王陵基上任的当天，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秘密部署和统一指挥下，全市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戒备森严的国民党省政府，被国民党军警挡在门外。请愿学生只好选派代表进入省政府大院与王陵基谈判。然而王陵基态度强硬，拒绝接受学生们的条件，扣押学生代表。为了营救学生代表，愤怒的学生们面对持枪的国民党军警，奋不顾身地冲破关闭的省府大门。国民党军警随即对学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致使200多名学生受伤，132名学生被捕。
“四九血案”的消息传入女中，全校师生群情激愤，丁佑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愤怒，也如火山一样爆发了，她积极参与到罢课斗争中，以实际行动声援受害学生。
“四九血案”与罢课斗争，使丁佑君在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得到了一次亲身锻炼，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觉悟。罢课斗争结束后，丁佑君满怀革命激情，伏案手书一首纪念“四九血案”的新诗：《安眠吧！斗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西南地区仍盘踞着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部、地方恶霸和土匪。1950年1月25日，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在成都成立，当时，西康区党委入康所面临的工作紧迫而艰巨。丁佑君抱着“迟革命不如早革命”的信念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希望尽早参加革命工作，为维护党的领导、巩固新政权贡献力量。
1950年1月，亲友们得知丁佑君要去地处偏僻、生活艰苦的西康，都坚决反对，但丁佑君态度坚定：“我要去，迟革命不如早革命。我一定要去!”1月26日，丁佑君如愿考入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
1950年，2月1日至2月7日，西干校在成都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纪律教育和阶级教育培训。全校1060名学员，共十个班，丁佑君被分到第五班。
1950年2月8日清晨，西干校全体师生，共计1300余人开始由成都出发，向西康省雅安进军。从成都到雅安的路途艰苦，匪患不断，其中邛崃的战火尤为严峻，然而，丁佑君并未因此退缩。面对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她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沉着与坚定。她冷静观察、果断应对，在战火中护送同学，一路奋进。
1950年4月14日，西干校全体师生到达雅安。一到雅安，丁佑君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4月29日，丁佑君正式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尽快开展西康的工作，充实各区县干部队伍，建立人民基层政权，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决定：西干校的首批学员提前毕业。5月23日，西干校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丁佑君被评为学习模范，荣获“学习模范奖章”。
毕业后，丁佑君自愿到艰苦的地区工作。1950年6月8日，丁佑君随同西干校150多名学员，在解放军一个班的护送下，编队向着距离雅安400多公里的西昌前进。
在西昌期间，丁佑君在女子中学当过“军代表”，在盐中区香城镇做过征、借粮工作，在盐中区当过妇女干事，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丁佑君都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心系群众，为革命事业贡献着青春和力量。然而，当她在裕隆镇工作时，不幸遭到了土匪的捆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丁佑君没有屈服，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抵抗敌人的淫威，坚守着革命的信仰。
1950年9月19日，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对匪徒罪恶的枪口，毫无畏惧，绝不屈服，誓死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和使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壮烈地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用生命捍卫人民的利益，谱写了一曲嘹亮的革命信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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