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先烈——喻培伦

喻培伦（1886—1911），字云纪，四川内江市中区人，辛亥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少年聪明好学，尤喜机械器具。1905年其赴日本留学，专攻化学、医药等。1907年在东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被誉为革命军中的 “炸弹大王”。1911年4月27日，参加广州起义，喻培伦胸挂炸弹，率先攻打两广总督府，受伤被俘，英勇就义。

少年壮志祭轩辕

喻培伦的幼年时代，正值满清王朝日益腐败走向崩溃、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当时各地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给成长中的喻培伦带来深刻的影响。1899年，不足14岁的喻培伦随同魏楚珊老师到资州城郊五里滩读书，魏楚珊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是一位颇具远见的教育家，他用我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的事迹启发教育喻培伦；再加上当时喻培伦看到的一些留日学生编辑的进步书刊受到鼓舞，使他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产生改造国家的念头。这6年间，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伦对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腐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猖狂侵略，深为愤懑。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恶少年”表明向旧世界挑战的决心。

1904年，喻培伦与幼年订婚的祝淑槐成亲。新婚不久的喻培伦即偕年仅16岁的弟弟喻培棣赴日留学。他们兄弟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希望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与其弟培棣辞别家乡，顺江而下，途径泸州、重庆到汉口，踏上东去日本求学的旅程。在汉口候船期间，与弟弟培棣常谈论国事，一天偶入英国租界，被一气势汹汹的印度巡捕阻拦，不准他们在堤岸行走，喻培伦十分气愤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准中国人行走？”蛮不讲理的巡捕根本不予回答，却连扭带推，几乎把喻培伦推下汉江去。汉口的遭遇，严酷的现实，使喻培伦深感耻辱，切齿痛恨，也更加坚定了他爱国的思想。

喻培伦到日本后，如饥似渴地学习。1907年的家书说：“晨起仍是七点，夜睡十二点，未异于昔年。”“每日克勤，未敢漫游度日”“尽日穷夜，乐学而不厌”。在此期间，喻培伦“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认为实业“可以兴工致富”，振兴中华。为走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他对日本的工业进行了认真研究，努力学习各种工业技术，希望回国后通过兴办工业达到强国的目的。对大阪、东京、神户等地的工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家书中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家乡的制糖设备和工艺等。在这个过程中，他制造出一种安全无毒火药，这为他以后研制新型炸药和炸弹积累了经验。当时他还对用科学和实业救国充满信心，然而，由于经费、场地、日本资本家封锁技术等原因，他的实业救国愿望落空了。加之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他在家书中惊叹：“内忧外患，几有不能一朝留。惟是隐忍衔忿，重足而立，人之侵我，终将报之。其乘我也，则有日促一日，已见韩国矣（当时的韩国已被日本侵占沦为殖民地）。”残酷的现实让他意识到，亡国威胁迫在眉睫，实业是不能救国的。

几年的留学生涯为喻培伦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喻培伦终为国家前途命运所忧。同时，在与吴玉章、吴树咸等同盟会员的长期接触下，喻培伦逐渐了解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1907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喻培伦原本喜欢金石刊刻及书画，到日本后又爱好弹琴、照相艺术，讲究衣着，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但在与革命党人有了较多接触后，受到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的熏染，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发生巨大变化，吴玉章说他“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喻培伦原本是一个长期过着无羁无绊生活的少年，参加同盟会后，却自觉接受组织的约束，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为了革命的需求，又毅然从工业预备学校转学，专攻化学研究炸药。

埋葬封建王朝的“恶少年”

为推翻满清王朝，喻培伦一方面以医为业，另一方面继续研制革命之需的炸弹，在一次试验的过程中，不幸将手指炸伤。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一种既安全有效又价廉的炸药，这种炸药的制造法被称为“喻氏法”。以后，喻培伦又在如何引爆的关键技术上进行研究，终于发明用电流、化学、钟表发条等多种有效的引爆方法，喻培伦被当时的人们誉为“炸弹大王”。1908年底，他与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方君瑛等人赴香港，对新制成的安全炸药，进行试爆，运用电流、化学、钟表等原理引爆，成效甚佳，并著有《安全炸药制造法》。

1909年2月，喻培伦由香港返回日本东京，结识了千叶医校的日籍同学藤泽氏，交往密切，得藤泽氏所藏英、德、日等国炸药秘本，朝夕研究，废寝忘食。7月，清两江总督端方调任北洋大臣，同盟会估计端方会从汉口经过，取道京汉路北上，派遣喻培伦、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到汉口，计划于车站刺杀端方。但端方非常狡猾，表面上取道汉口，到了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而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使同盟会事未成。

喻培伦事后返回日本，仍回千叶医校，每到周末，赴东京与黄复生等人会商革命事宜。年底，喻培伦与陈璧君等先后回到北京，在宣武门外设守真照相馆，作为革命党人集合机关，商议革命事宜，议定炸摄政王载沣。1910年2月21日，他们选择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的什刹海甘水桥，将炸药埋于桥下，但被朝廷发觉，将炸弹取出。据有关资料介绍，这个炸弹被弄到了官府，但无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后经外国专家鉴定，专家看到这颗西瓜般大的炸弹时，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制造出这样的炸弹，还说：“幸好没有爆炸，否则，甘水桥附近将成为一片焦土。”可见当时喻培伦制造的炸弹具有何等的威力。后来清廷追查到守真照相馆，将黄复生逮捕下狱。喻培伦因返日取炸药和电线得以脱险，但受到通缉。喻培伦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喻培伦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成熟，他已由一个“唯实业救国”的主张者变为“唯国家前途是务”的革命者了，是一位誓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战士。

同盟会领导的起义屡遭失败，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孙中山先生力挽狂澜，坚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主张，于1910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槟榔屿会议，会议商讨了革命的下一步计划，并决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领导人黄兴回到广州，在小东营设起义指挥部，建立秘密机关。喻培伦接受同盟会领袖黄兴的指示，为广州起义作准备，加紧研制炸药，研制炸弹300多枚，运到广州。广州起义原定于4月27日举行，因同盟会员温生才4月8日在广州刺杀了清将军孚琦，官府戒严，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培伦得知推迟消息，认为延期不妥，即刻赶往小东营，向黄兴慷慨陈词坚定地说：“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素重喻培伦，闻其严词，益增敬意，决定如期举行起义。

起义前，在香港的黄兴、赵伯先诸同志，考虑到喻培伦擅长科学技术，又忠勇任事，应留备党国非常之用，劝其不必身临险地，喻培伦愤然道：“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为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使大家深知其志不可夺，甚为感动。在场的革命党人无不为之感动，士气顿时高涨，黄兴当即写下绝命书，坚持4月27日按时起义。

黄花岗就义成仁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广州起义枪炮声起。起义之革命党人，奋勇冲向战场，与敌展开激战。只听见珠江两岸，螺号声声，越秀山下，杀声阵阵，一场摧毁清王朝统治的广州起义爆发了。总指挥黄兴率领100多名“先锋”战士，臂缠白毛巾，直冲到两广总督府。喻培伦和四川籍同志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带领花县十一名敢死队直奔总督衙门后门，直捣督署后门的增高门，但一时无法攻破。此时的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冲到前边，连续甩出几颗，用炸弹将围墙炸裂，顿时炸出一条通道，战士们蜂拥而上，与黄兴在府内会师。可是由于仓促起义，援兵不足，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清军重兵堵击，起义军战士有的牺牲，有的被捕。喻培伦身负重伤，终因弹尽力竭，寡不敌众被擒。敌人连夜审讯，喻培伦面对敌人的屠刀，大声宣称：“头可以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5月 1日喻培伦在广州从容就义，年仅 25 岁。喻培伦与其他同难革命党人共72 人，丛葬于广州城东黄花岗，世人称之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并下令在他的家乡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瞻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在内江市建成“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