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灌英（1895—1928），男，四川省内江县人，中共党员，被誉为“内江革命运动的先驱”。1926 年，任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书记。1927 年，任中共郫县临时中心县委书记。1928 年，当选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绵竹县委书记，领导绵竹“七·四”农民武装暴动，后因暴动失败，英勇牺牲，年仅 33 岁。
2014 年 6 月 17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烈士。
刻苦学习的青年
黎灌英，又名黎静中、黎冠英，1895 年 9 月 20 日出生在内江县东兴镇排龙冲（今属内江市东兴区）。其父黎世昕经营商业，黎灌英出生不久，其父生意负债，家业衰落。祖父卧病不起，母亲因此精神错乱。黎灌英被迫从私塾辍学，负担起部分家计。后家境稍有好转，15 岁的黎灌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内江县立中学。在祖父、母亲相继病逝后，黎灌英又不得不停学回家承担起生活重担。但他始终不忘学习，读书不仅给他知识，还增添了他对待苦难的勇气。18 岁时，黎灌英考入成都
黎灌英烈士
1915 年，成都储才中学爆发了反对学校当局的罢课斗争，学校采取高压手段，不准参加了罢课的学生入学，同学们纷纷抗议，学校为了缓和矛盾，收拾残局，于是提出，写悔过书者可以准其复学。黎灌英面对这种无理高压，坚定地说：“学生罢课是为争取合法权利，我无过可悔。”便愤然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内江。
为了寻找出路，黎灌英弃文从军，在川军中当过书记员、军需官。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旧军队相互倾轧、鱼肉百姓的现实，使他一度陷入彷徨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陷入孤独、苦闷的黎灌英像在黑夜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认为目前从军不能实现拯救民族的抱负，只有投身社会做人类的先知，才能唤起民众。于是，他决定离开川军，重返故乡。
领导内江革命高潮
1923 年初，黎灌英在内江结识了廖恩波、廖划平、廖释惑等进步青年。他们常在一起阅读《新青年》《学灯》等进步刊物，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探索人生、抨击时弊，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黎灌英渐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1923 年，经廖划平、廖恩波等介绍，黎灌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组织成立。不久，黎灌英成为内江团组织负责人，常和团中央邓中夏联系工作。为在青年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推动内江革命的发展，黎灌英在城内太平巷杨家祠堂组织读书会，吸收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参加，为党培养革命骨干。
为进一步推动内江革命发展，1924 年秋，黎灌英抓住了当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污搜刮、为非作歹的“三九”（即内江商会会长林基九、团练局长马祥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等地头蛇的罪恶把柄，巧妙通过内江县早期共产党员谢独开同讨贼军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高一白（内江人）的同乡及旧识关系，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进行了为民请命的反“三九”斗争。国民党内江县政府迫于压力将“三九”关押。黎灌英因此名声大振，被推荐为内江城中区民团副团总。不久，内江县政府一些官僚与“三九”沆瀣一气，接受“三九”贿赂，又将“三九”释放。这一事件，使黎灌英进一步认识到，要通过当时的政府来变革社会弊病，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利用城中区民团副团总合法身份，以高一白和内江现民团团总的名义在内江白鹤场组织了内江东乡联团，开办民团干部讲习所，为组建革命武装培养干部，为内江特别在东乡一带播下革命的火种。这一带后来的农运骨干大多是“讲习所”培养出来的。如唐爵廷后来由黎灌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石子乡支部书记，农协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并于 1929 年具体领导了白鹤场的秋收抗捐抗租暴动。
1925 年上半年，黎灌英受党组织委派到重庆参加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活动。在杨闇公等领导下，他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成为活动的骨干，那年冬，黎灌英在重庆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年底，他受党的派遣回内江筹建党组织。 1926 年 2 月，四川省较早的党组织之一——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迎着料峭的春寒诞生了。黎灌英任特支书记。
新生的内江特支在黎灌英的带领下，根据党的工作重点和内江的实际，从此开始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为培养革命骨干，黎灌英在内江水巷子李氏祠堂开办“内江公学”，出任校长，并亲自给学生讲授政治课。在公学，女教师、女学生带头剪短发。节假日，男女师生齐奔街头，宣传讲演。浓厚的革命氛围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内江公学”成为革命者活动的中心。
擅长讲演的黎灌英，时刻抓住机会做思想宣传启蒙工作。每到节假日，内江的街头、戏台都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一到逢场天，农村的院坝、乡镇就有他和师生风尘仆仆的身影。为吸引农民群众，黎灌英有时还把岳母家的留声机也带到乡下。他大讲农民的痛苦，讲“三座大山”的压迫，讲耕者有其田。他还把革命道理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在农民中传唱。如《庄稼佬》中唱道：
红日未升天未晓，庄稼佬就起来了。每天累得不得了，找些钱来得不到。穿的是短袍，吃的是苞谷与红苕，连这些也难吃饱。大人挨饿都还好，儿女饿得天天叫，看你心焦不心焦。团结起来最可靠，把这些敌人来打倒，我们才能撑起腰。
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内江的石子镇、杨家镇、东兴镇、白马镇、凌家场的农会相继建立。其妻叶庄伯开办的妇女识字学校、组织的妇女联合会也活跃在城乡的宣传阵地上。这股力量犹如遍布的干柴，一经着火，便可成为燎原之势。
就在大革命高潮形成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凶狠地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 1927 年 3 月 31 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即四川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书记杨闇公壮烈牺牲，不少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为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刘伯承在泸州发动武装起义。为配合行动，黎灌英接上级指示，在内江组织了 200 多人的武装民团，准备援泸起义。由于消息走漏，反动军阀调集大批军队包围内江城。为避免更大牺牲，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立即停止援泸。由于黎灌英已暴露身份，一些同志劝他离开内江，他却坦然地说“四川的内江革命工作我们不做，哪个来做？我死也要死在四川。”
顶着甚嚣尘上的反革命黑潮，冒着随时被抓捕的危险，黎灌英首先安排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自己仍留在城郊坚持斗争，直到省委调他到旷继勋部做兵运工作，才离开内江。
绵竹暴动
中国革命进入低潮，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但信念坚定的革命者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 年 7 月，黎灌英得知郫县革命需要干部，便主动要求到工作条件更为艰苦的郫县。到郫县后，他深入“青塔团练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不久，建立了中共郫县临时县委，黎灌英任县委书记，郫县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的大旗。在他的领导下，农民抗捐抗税如火如荼，城里工会成立如雨后春笋。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密谋镇压，先是以官相许，即遭黎灌英拒绝，后又出通缉令，要抓捕严惩。这时，黎灌英因长期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省委将他调离郫县。
1928 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贯彻《四川春荒暴动行动大纲》，批准绵竹举行农民武装暴动。黎灌英听到这消息，便强烈要求省委派他去绵竹工作。省委同意后，任命黎灌英为中共绵竹中心县委书记，并补为省委候补委员。黎灌英一到绵竹，便着手武装暴动工作，他依靠党员群众领导农民反苛捐杂税反土豪劣绅，积极发展党员，建工会、农会等组织，开办“特别训练班”，成立武装暴动委员会。很快，党团员发展到近百人。繁忙的工作，使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病人。他常常工作至深夜才返回住地，有时刚躺下休息，便又被紧急召回处理工作。过度劳累，他终于病倒在床上。即使这样，他还一直想着党的工作。黎灌英请求组织用凉床抬着他去参会，布置工作。望着他日益消瘦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同志们都很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28 年 7 月 4 日，绵竹正式举行暴动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以绵竹本地近 500 人为基本力量，另外有什邡、彭县、罗江、安岳等县前来支援的人员，加上绵竹工会、群众团体的群众共计 1000 多人。在黎灌英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占领了附近的乡镇，接着攻打绵竹县城。5 日凌晨，起义军按预定计划抵达绵竹县城。晨曦中，县城的外面显得特别宁静，谁料到这寂静的原野已蕴藏着杀机，当起义部队刚开始攻城时，伏兵四起，起义军被包围在城外的平坝上。面对突变的敌情，黎灌英临危不惧，沉着指挥起义军英勇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无遮无挡的平坝地形，导致部队伤亡很大。黎灌英不得不放弃攻城计划，下令部队分散突围。当黎灌英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出重围时，身边只有 2 名战士了。他们决定到附近民团区队长谭尊五处暂避后再转移。谭尊五见黎灌英等人前来，先是假意安慰，后又佯装派人护送。当行到空寂无人的酸枣树下时，谭尊五突然停住脚步，转身对略带疲惫、身体瘦弱的年轻人说道：“你们别走了，我们好好谈谈再走。”黎灌英顿觉不妙，莫非这平静的背后又要掀起一场更恶的风暴？此时，这个曾倾向革命的民团区队长冷笑着说：“这次暴动是我泄的密，政府已封我为山防队队长，你们还是跟我去受降吧。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黎灌英怒火中烧，怒恨的目光直逼谭尊五：“入山以为泉水清，出山才知泉水浊。出卖革命可耻，要我们受降办不到 ！”断然地拒绝，惹恼了无耻的叛徒，谭尊五下令将黎灌英和一道的 2 名战士捆绑。黎灌英带头跟敌人以死相拼，终因寡不敌众，倒在了敌人的乱枪之下，鲜红的热血浸透了枣树下的大地。黎灌英牺牲时年仅 33 岁。
黎灌英将短暂一生献给人民解放事业，从内江建党到郫县燃火，再到绵竹捐躯，初心如磐、视死如归。他的热血洒在川西大地，革命精神如常青酸枣树，屹立不朽，激励后人赓续红色血脉、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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